ISBN13: 9787201190952
标题: 焚书
副标题: 知识的受难史
作者: 理查德·奥文登
译者: 刘佳玥
出版年: 2023

更加令人兴奋的是不仅没有被丢弃，反而被保存并再次使用的泥板。我惊叹于稍大的泥板，上面刻着更加密集的文字。这些方形泥板被称为“图书馆”文件，因为它们上面刻着文学或文化文本，主题包罗万象，包括但不限于宗教和占星术，它们就是为长期保存以供阅读而设计的。其中一个文学泥板甚至包含一个信息页，抄书吏在这里记录了文档本身的详细信息—文本是什么，抄书吏是谁，他何时何地缮写的这块泥板（负责缮写的几乎都是男性）。这些细节与现代书籍的扉页相似，表明这些泥板是要与其他泥板一起被保存的，因为具体的信息有助于把它与其他泥板区分开。这就是最早形式的元数据。

…亚述巴尼拔图书馆的馆藏主要分为三类：文学和学术文本，神谕问询和占卜记录，以及信件、报告、人口普查、合同和其他形式的行政文件。这里的大量资料（与在美索不达米亚发现的许多其他古代图书馆一样）涉及对未来的预测。亚述巴尼拔王希望他的图书馆中的知识能帮他决定何时是开战、结婚、生孩子、种庄稼或从事生活中任何必要事情的最佳时间。图书馆对未来是必要的，因为它们从过去收集到的知识，要被交到决策者手中—在尼尼微，最重要的决策者是亚述巴尼拔。
这些书稿文本涵盖了从宗教、医学、魔法到历史、神话等广泛主题，并且被整理得井井有条，按主题顺序排列并带有标签。我们今天可以将其视为目录记录，甚至是元数据。这些被保留为永久参考资源，而档案材料则被暂时保留，以解决有关土地和财产的法律纠纷…

一小部分添加记录得以幸存，这有助于我们更广泛地了解亚述巴尼拔王的这些夺取行为如何帮助他在尼尼微建立了大图书馆（也证实这座图书馆是被非常仔细地整理和管理的）。图书馆的规模之大令人惊讶。在已知的亚述巴尼拔王图书馆现存的3万块泥板中，一组添加记录显示有一次大约2000块泥板和300个象牙或木制书写板被添加进图书馆。这是一次规模巨大的单次添加，被添加的材料涵盖了从占星术到医学食谱的30个种类。并非所有材料的来源都被记录下来了，但这些泥板明显来自巴比伦尼亚的私人图书馆。其中一些似乎是拥有它们的学者所“赠送”的，也许是为了讨好尼尼微掌权的皇室，也许是故意放弃一些材料，这样就能保住他们图书馆里剩下的。唯一一个可以辨认的日期指向公元前647年，即巴比伦尼亚在亚述巴尼拔王和他的弟弟沙马什—舒姆—乌金(Shamash-shumu-ukin)之间的内战中陷落的短短几个月后。结论很明显：亚述巴尼拔王以军事上的胜利为契机，通过强制扣押知识来扩充自己的图书馆。

…我们知道，在古代亚历山大实际上有两个图书馆，缪斯神庙(Mouseion)和塞拉庇斯神庙(Serapeum)，或称“内图书馆”和“外图书馆”。缪斯神庙即缪斯女神的庙宇，她们九姐妹掌管着人类的创造力和知识，从历史到史诗到天文，无所不包，英文中的museum（博物馆）一词就是从这个词引申来的。然而，缪斯神庙根本不是博物馆：它是一座有生命力的图书馆，里面充满了（卷轴形式的）书籍和学者。
缪斯神庙是一座巨大的知识宝库，是学者们前来学习的地方。这座建筑位于皇家住宅区布鲁齐昂(Broucheion)，靠近皇宫，这清楚地表明了它的重要性。希腊历史学家、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的创作时间是公元最初几年，他强调了皇家赞助对图书馆的重要性，并将其描述为一个共享的用餐空间，国王有时会去那里和学者们一起吃饭。这些学者几乎就是古代世界的伟大思想家荟萃，不仅包括几何学之父欧几里得和工程学之父阿基米德，还包括埃拉托斯特尼(Eratosthenes)—世界上第一个精准计算圆周率的人。现代文明的许多知识上的突破都建立在他们的成就的基础上。
亚历山大图书馆的一个分馆设在塞拉庇斯神庙内，这是一座供奉“虚构的”神塞拉庇斯(Serapis)的庙宇。古代作家们争论到底是托勒密一世还是托勒密二世把信仰塞拉庇斯的宗教习俗引入了埃及，但考古证据表明，这座神庙是由托勒密三世（又称“施主一世”，公元前246—前221年）建立的。图书馆的建立进一步将它正当化了。和缪斯神庙一样，它是为了引观者叹服而建造的。罗马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形容它“布置着宽敞的带柱子的大厅、栩栩如生的雕像，以及大量其他艺术品，即便在赋予了伟大的罗马以永恒的卡比托利山（Capitolium，罗马的中央神庙）旁边，它都是世界上最宏伟的”。
根据一份写于公元前100年左右的名为《阿里斯提亚斯的信》(Letter of Aristeas)的稀奇文献，亚历山大图书馆在建馆后稳步扩张。这份文献告诉我们，图书馆成立后，馆藏很快就达到了50万份卷轴，而且塞拉庇斯神庙又为图书馆提供了更大的容纳空间。罗马史学家奥卢斯·格利乌斯(Aulus Gellius)在他的摘录本《阿提卡之夜》(Attic Nights)中称两个馆内共有70万册藏书。约翰·策策斯(John Tzetzes)给出的数字更精确—毕竟图书馆员往往更乐于清点自己藏书的准确数量—缪斯神庙藏书49万册，塞拉庇斯神庙藏书4.28万册。我们必须极其谨慎地对待古人对藏书规模的估计。考虑到幸存古代文献的数量，以上给出的图书馆藏书数字根本不现实。虽然我们需要对这些估计数字持怀疑态度，但它们清楚地表明了，亚历山大图书馆规模巨大，比当时任何藏书的规模都要大得多。
亚历山大图书馆在古埃及王国扮演了什么角色？它不仅仅是一个知识的仓库吗？虽然我们对图书馆是如何运作的几乎一无所知，但看起来这里除了获取和保存知识的明显野心，似乎也有一种鼓励人们学习的欲望。4世纪的作家阿甫托尼乌斯(Aphthonius)提到了“（知识的）仓库……向渴望学习的人们开放，鼓励整个城市收获智慧”。亚历山大的“传奇”可能不光与知识的可及性相关，还和藏书的规模有关。我们从罗马史学家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的书中了解到，1世纪末，罗马皇帝图密善(Emperor Domitian)曾派遣许多抄书吏到亚历山大，专门缮写在罗马的图书馆遭受的多次火灾中损失（但在亚历山大图书馆还留有副本）的文稿。两个图书馆的庞大规模、缪斯神庙里学者们的居住社区，以及开放的准入政策，共同为亚历山大图书馆创造了一个光环，把它放在了学术和学习的中心。

知识的命运的关键是“管理”(curation)的理念。“curation”这个词有着神圣的起源，意为“照看”，作为名词，它通常指的是“照顾”教区居民的牧师。牧师据说拥有“治愈灵魂的方法”或可以对其信众进行精神关怀。在许多基督教教派中，助理牧师仍然被称为“curate”。图书馆或博物馆的负责人(curators)有照料他们所负责的物品的责任。就图书馆员而言，这一责任则延伸到了知识的概念本身，即物品中包含的知识资料。管理的行为可能还包括决定：哪些物品一开始就要被纳入馆藏，如何收藏，哪些该保留，哪些该丢弃（或销毁），哪些该向大众开放以及哪些在一段时间内不开放。
销毁或保存一份个人档案的决定可能是至关重要的。托马斯·克伦威尔在16世纪30年代保存了大量个人文件，大部分是信件的形式。在这段时期，英格兰的行政管理经历了大规模的现代化，这些文件协助他履行了亨利八世交给他的任务。克伦威尔自己的档案一开始就很有条理，且内容广泛，但我们是通过它现存的部分（现存于英国国家档案馆和大英图书馆）才得知这一点的。个人档案自然会包含此人收到的信件，但在近代早期，家庭秘书也会将所有寄出的信件复制一份，以保持对双方信息流动的控制。“克伦威尔这样一丝不苟的人会确保他的信件都保存完整，以便于他在任何需要的时候参考。”仅收到的信件幸存下来，这一事实必然会引出一个结论，即“如此巨大的外发信件的损失只能是故意破坏的结果”。
当克伦威尔在亨利八世那里失宠并于1540年6月被捕时，他的手下开始销毁他发出的信件的副本，以防它们被用于指控他有罪。霍尔拜因(Holbein)著名的克伦威尔肖像画中描绘的克伦威尔是向左看的，几乎只剩一个侧脸，身上有一种严肃感和严厉感。他穿着一件黑色带毛皮衬里的外套，戴着一顶黑色帽子，这朴素的着装完全显示不出他的个性。这张画像显示的不是他的财富或特权，而是他对知识的掌握，最直白的表现就是他左手紧握着一份法律文件，面前的桌子上还放着一本书。展示克伦威尔的财富和权力的不是房间的内饰或他的衣着，而是这本书，及其真皮封面和鎏金装饰，甚至还有两个镀金的钩扣。画家向我们展示了克伦威尔认为的真正重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