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BN13: 9787100121132
标题: 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
作者: 费尔南·布罗代尔
译者: 唐家龙, 曾培歌, 吴模信, etc
出版年: 2017

吕西安·费弗尔在一篇消遣自娱、引人入胜的文章里，想象了希罗多德如果今天旧地重游，对在我们看来构成地中海国家特征的植物群会感到多么惊讶。这种植物群中有：阿拉伯人从远东输入的橘树、柠檬树、橘子树，来自美洲的仙人掌，来自澳大利亚的桉树（这种树征服了葡萄牙和叙利亚之间的整个地域。现在，飞行员说，能够根据桉树树林辨认出克里特岛），来自波斯的柏树，可能从秘鲁移植来的西红柿，来自圭亚那的辣椒，来自墨西哥的玉米，“阿拉伯人带来的恩惠”——大米，来自伊朗的原来是“中国山区居民后来变成伊朗山区居民”的桃树、菜豆和马铃薯，柏柏尔的无花果树、烟草…这张表既不完全，也没有完结。关于原系埃及土产，后来又离开埃及漂洋过海的棉花的迁移情况，可以辟出整整一章来加以叙述。一项示明玉米这种原产于美洲的作物怎样于16世纪来到地中海的研究，也会受到人们欢迎。18世纪伊尼亚奇奥·德·阿索错误地假设玉米是有两个来源的植物。他认为，这种植物毫无疑问来自新世界，但在12世纪也经过阿拉伯人之手来自东印度群岛。咖啡树1550年就已经存在于埃及。至于咖啡，它在将近15世纪中叶到达东方。非洲某些部落的人吃烤咖啡种子。咖啡作为饮料从这个时期起在埃及和叙利亚为人所知。1556年在阿拉伯的麦加禁止饮用这种伊斯兰教苦行僧的饮料。将近1550年，咖啡传到君士坦丁堡。1580年，威尼斯人把它输入意大利。在1640年和1660年之间，它传入英国。在法国，它1646年首先在马赛出现。以后，将近1670年，它在宫廷出现。至于烟草，它从圣多明各传到西班牙。1559年，甚至可能早在1556年，这种“美味的烟草”随同特韦特经过葡萄牙到达法国。1561年，尼科从里斯本把烟草粉寄送给卡特琳·德·梅迪奇治疗偏头痛。这种宝贵的植物很快就越过地中海的空间。将近1605年，它抵达印度。在穆斯林国家它经常遭到禁止。但是，1664年，塔韦尼埃看见索非自己也在抽烟斗。

从卡斯蒂利亚高原到葡萄牙低地，道路崎岖难行而且被强固的堡垒阻断…菲利普二世从在里斯本定居之日起，就真的把他那个由不同的成分混合组成的帝国的中心置放在浩瀚的大西洋的岸边。这个他从1580年到1583年留住过的里斯本，是个令人赞美的城市。从这个城市可以对整个西班牙世界进行统治。它肯定比处于卡斯蒂利亚的荒野的包围之中的马德里的地理位置和生活起居设备优越，特别在进行一场新的争夺海洋控制权的斗争的时期更是这样。舰船不断在海面上穿梭驶行。国王甚至从皇宫就可以看见的并在他写给他的女儿——几位公主的迷人的信中描绘的这个景象，难道不就是每天都在更新的、关于支撑着西班牙帝国的经济的现实事物的直观教学的一课吗？如果说作为地中海、意大利和欧洲内陆地区的激荡的风云的监视站，马德里的地理位置更加优越的话，那么里斯本就是大西洋岸边的一个极好的观察所。如果菲利普二世在筹建无敌舰队时完全了解这一点，如果当时他没有被系阻羁留在马德里因而远离战争的实际的话，那么多少延迟耽误，甚至多少灾难都可以避免啊！

我们所能理解的菲利普二世是这样一位君王：他致力于国王的工作；他置身于永无休止的报告的中心和交叉点；这些报告结合起来，用纵横交错的线在他面前编织世界和西班牙帝国的网。他是一个坐在办公桌旁边阅读、提笔快速批阅报告的人。他远离别人，冷漠、深思。情报的线把他同从世界每个角落向他匆匆而来的活生生的历史连接起来。说实话，他是他的帝国的全部弱点和全部力量的总和。他是对帝国进行总结的人。他在荷兰的副手起先是阿尔贝公爵，后来是法尔内兹。他在地中海的副手是唐·胡安。这些人只能看到帝国事业的一部分，即在大规模的冒险事业中他们所负责的那一部分。国王和他们之间的区别，是乐队指挥和乐队演奏者之间的区别。
他并不是一个具有卓识远见的人，他把自己的任务看成是连续不断的、没完没了的琐事。他对文件的批注没有一个不是针对具体而微的事作出的。其中有他的命令、他的意见，甚至有他对某个拼写错误或者某个地理错误所作的改正。在他的笔下从来没有过总体思想和宏图大略。我不认为地中海这个词曾经以我们赋予它的内容在他的思想中浮现过或者以我们脑海里惯有的那种充满阳光和蓝色海水的地中海的形象在他的思想里出现过。我也不认为地中海表示重大问题的一个具体部分或者表示清楚地构想出来的政策的执行范围。真正意义上的地理不是君主们所受的教育的一部分。这些都充分说明为什么结束于1598年9

因此，当我想到个人的时候，我总是很想看见他被囚禁在他自已勉强制造出来的命运里，被囚禁在一幅在他的前后构成了“长期”的无限的远景的风景画中。在我看来，在历史的分析解释中，最后终于取得胜利的总是长节拍。这样说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统统由我来承担。这种长节拍否定大量事件，否定所有那些它不能卷进它自己的水流中的并且被它无情地排开的事件。它当然限制人类的自由和偶然性的作用。论气质，我是“结构主义者”，我很少受到事件的激励和推促，只是一半受到形势——这种具有同一标志的多起事件的组群——的激励和推动。但是，历史学家的“结构主义”与在同一名称之下烦扰人类的其他科学的提问法风马牛不相及。它不是把人引向表现为函数的关系的数学抽象，而是引向生命的根源，引向生命所具有的最具体的、最日常的、最坚不可摧的、最不具名的和最人道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