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BN13: 9787508685892
标题: 堕落之海
副标题: 地中海史研究
作者: 配里格林·霍登, 尼古拉斯·珀塞尔
译者: 吕厚量
出版年: 2018

罗马帝国是希腊、罗马语言文化与完全以通达性为基础的贡赋、货币经济组成的松散联合体；尽管罗马的道路体系声名远扬，它最根本、最充满活力的几条交通线都是穿越地中海的海路。

在性质与程度上，人类生态系统都有别于生物学中的模型生态系统。一方面，信息、技术与社会组织形式在前者中扮演着重要得多的角色。更关键的是，人类个体与群体拥有独特能力，可以做出具有目的性的行为，其中包括根据目标积累资源；为了自身目的而改造自然；以及在并不亲自参与的情况下客观思考这些进程的能力。简单生态体系所不具备的价值体系与目标定位，以及有史可考以来的复杂社会中集体态度与决策机构的重要性都反映了…人类思维所占据的核心地位…如今，我们应当意识到，目标、价值和自觉需求对于我们按照个人和社会与环境互动的方式去理解人类的活动及其文化、观念与行为条件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卡尔·巴泽，1982：32

跟他们在古代、中世纪的前辈们（如穆塔海尔·麦格迪西）一样，现代地理学家们根据年均降水量分布图、通过观察当地终年丰水的泉源和精耕细作的田地，不假思索地为比卡贴上了“肥沃地区”的标签。但肥沃程度并不是一个完全科学的尺度；它是一个用来描述某种印象的、文化色彩浓厚的术语（VII. 1）。更重要的是，对整个地区肥沃程度的概括忽视了具体条件——在这个例子中，除降水量偏低的地区外，年均降水量高于平均值的那些地方也会受到剧烈的气候年度变化与季节性变化的影响。对于地中海地区而言，冬季的洪水和夏季的干旱是永远挥之不去的威胁；一个在前一年里因干旱而不适宜人类居住的村庄可能会在下一年里被洪水淹没。而比卡地区还存在其他问题：那里春季少雨，并且各处水源在春天释放的水量也很低；没有高山遮蔽的土壤会受到强烈盛行风的侵蚀；当地土壤中的碳酸盐含量偏高；南部地区存在着一些疟疾肆虐的沼泽。那些沼泽是1320-1339年间人工灌溉的一个湖泊的残存，这座湖泊的横空出世与迅速消失使得世人纷纷传说那里是挪亚及其儿子们经历大洪水的地方（Dussaud 1927，402）。

…人们在最优质的土壤上种植葡萄和橄榄，在其他地方种植谷物，在积水过多的地区饲养动物，在陡峭的山坡上种植山毛榉、橡树和栗树，夏天在亚平宁山高地牧场上进行季节性放牧——所有这些生产方式都在这个极其狭小的区域内共存着。

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在《现代资本主义》（Der modern Kapitalismus，1916-1927，1. 142-143）中写下过一段名言：“我所说的消费型城市是指不再用本身的产品…来养活自己（因为这样做已毫无必要）的城市。它维系自身生存的基础其实是一种法律上的特权，如使用税款或田租而无须提供报偿的权利。”（trans. Finley 1981，13）
显然，所有城市都是消费中心：文明（狭义上的）只有在少数城里人可以依赖多数乡下人的剩余产品维持生活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发生。但桑巴特提出了一个更为尖锐的观点。按照他的定义，消费型城市首先是一个消费中心。它并不在生产或服务等方面偿还自身欠下乡村的“债务”。城市内部自然存在着这些资源；但它们是在享用税款和田租的市民们的消费力刺激下应运而生并主要通过后者维系着的。居住在城市里的大宗消费者们在经济与政治上都居于统治地位。村民们可以向城市购买产品与服务，并在城里的市场上销售自己的剩余粮食。但这种交易的最好结果也不过是收回了一部分他们以田租或税款形式缴纳的财富——那只是一种补偿，而非互利互惠。

尽管存在着这些差异，所有这些学者都为这一模型设定了同样的解释任务，它如今构成了该模型最重要的特征。他们分别描述的城市类型特征都是为了解释资本主义。他们暗示的观点如下：资本主义起源于中世纪（晚期），而非古典时代（或中世纪早期）。它的摇篮是生产型城市。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增长，而增长的反面则是停滞。古典经济不是资本主义式的经济；因此，它必然是停滞的。这种死气沉沉的根源在于城市。古典城市必须成为生产型城市的对立面，即消费型城市。我们由此找到了称心如意的对称关系：消费型城市是古典经济走向没落的原因，而日后的中世纪生产型城市则孕育了资本主义。

在罗马安家的贵族们…在小城镇里拥有重要产业和宅邸；他们还在意大利中部的帕洛姆巴拉（Palombara）、帕勒斯特里纳（Palestrina）、特拉齐纳（Terracina）和尼法（Ninfa）等地拥有乡间地产和采邑…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真正的罗马城版图并不局限于城墙内部，而是随着沿着人际交往关系和实业经济利益建立起来的网络延伸至周边省份。
罗伯特·布伦塔诺 1974：17

格雷戈里奥以非常清晰的生态学思路写道：“一年中花费的弗罗林会在下一年中返回城里，就好比海洋通过云层降雨，进入陆地的水分又会通过河流重归大海一样。”（Herlihy 1978，142-143）

…在每个夏季的干旱到来之际，农民与食品收集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就需要重新界定——正如我们在下面这位旅行者对19世纪初马尼的描述中所看到的那样：
在春季和夏初采集可食用的野草是希腊妇女们的一项常见活动，这些野草构成了该时令斋戒期穷人们食物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夏季没有这样的资源；8月15日的帕纳吉亚（Panaghia）开斋节前的漫长斋戒期内，斋戒者们赖以为食的只有葫芦类作物。然而，依赖灌溉的夏季果园农产品，诸如葫芦、黄瓜、茄子、西瓜等对于穷人而言都过于昂贵，甚至可能无处购买；因为果实极易遭到掠夺的园艺生产根本无法在财产安全无法得到保障的土耳其等国家得到长足发展。因此，夏季斋戒期下层阶级的主食是腌制的海星、橄榄、山羊奶酪和玉米粉面包，调味品有大蒜和洋葱，就着酸葡萄酒下肚。因此，盛夏的斋戒有时会致人死命（尤其是妇女）并不奇怪。（Leake 1830，1. 258-259）

在达尔马提亚海域内克尔克岛（island of Krk）上的普纳特（Punat），小块橄榄或葡萄种植区被乱石遍布的荒野包围着。这些石灰岩地表上的小块可耕种土地（岩石销蚀后留下的空地）被称为喀斯特苗圃（hogaz，Milieux calcaires 1991，21）。二者都是微观区域碎片化与利用一切机会创造多样性的极端例子。正是在这些地区出现了最为繁复的混合种植模式与令人惊异的生产效率。我们可以在罗马时代突尼斯内的一处绿洲那里看到下面这幅神奇图景：
在阿非利加境内通往锡德拉湾（the Syrtes）和大勒普提斯（Leptis Magna）的方向上有座沙漠间的城市塔卡佩（Tacape，今名伽贝斯［Gabés］），那里土壤条件得天独厚。一座泉水为这片约3英里见方的地区提供了充足水源；但尽管这里水量充足，却仍然按照固定的每日配给标准向当地居民供水。人们在巨大的棕榈树下种植橄榄、无花果、石榴或葡萄；他们又在葡萄藤下播种小麦，并在四周散种豆子与绿叶蔬菜。一切作物都同时在另一种植物的阴凉下生长着。四腕尺（cubit）见方的这种土地（人们合拢手指便能度量出来）售价高达4第纳尔（denarii）。而最为神奇的事情是当地人可以利用一年两熟的葡萄酿造两次葡萄酒。（Pliny，Natural History，18. 188-189；参见 Bousquet and Reddé 1994；Pavis d’Escurac 1980）

地中海世界的农业生产依赖于野生资源采集与人工栽培养育、动物资源与植物资源、精耕细作与广种薄收等维度间的多元化选择；它还依赖于生产活动、动植物产品的多样化选择、贮藏与再分配活动的加工与包装工序所投入劳动的程度。即便主要食品有时也会获得特殊地位；即便麻草也可以进行人工种植。菟丝子（Cuscuta spp.）中的一种生长于荆棘遍布的沼泽中的寄生型麻草于公元前500年之后在肥沃的新月地带（the Fertile Crescent）被人类采集并广泛种植。它的首要用途似乎是酿造啤酒的原料之一（Stol 1994，175-179）。尽管这种植物的生物特性与用途颇为古怪，它却受到了高度重视，成为巴比伦书吏的占星术记录（the Astronomical Diaries）中（kasu：Slotsky 1997，31-34）与大麦和椰枣（也是酿造啤酒的原料）、小豆蔻（cardamom）、芝麻和羊毛并称的6种特别标注价格的作物之一。

…伊斯兰世界、古典世界与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探索氛围（climates of discovery）”之间存在着相似性。我们甚至可以质疑，对于一种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传授、基本属于鹦鹉学舌性质（至多是信息汇编性质）的博古文学传统而言，“探索”（discovery）一词的使用究竟是否贴切？毫无疑问，伊斯兰贵族（Watson 1983，117-119）投资兴建的专业园圃在新型粮食作物品种的培育和引进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在古典时代的前辈们也是这样，如在公元1世纪中期收集了大量植物品种的释奴安东尼·卡斯托尔（Antonius Castor）（Pliny，Natural History，25.9）。

伊斯兰文学中提及的果蔬名目种类繁多确实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沃森（Watson 1983，1）引述了关于9世纪巴士拉（Basra）市场上360种椰枣的史料，以及人们可以在14世纪的一座北非滨海城市中找到65种葡萄、36种梨、28种无花果和16种杏的记载。但罗马农业作家们也具备了类似的倾向，列举了大量通过产地或描述水果形状、大小的乡间土语得名的各种葡萄、无花果和橄榄。我们从中看到的不是（或不仅仅是）农业生产的进步，而只是博学且充满好奇心的研究者们将数十个栽培作物品种与手段仅仅略有差异的农业种植区的生产活动叠加起来后得到的结果（参见Mattingly 1996，214对作物品种的多样性及其同各种环境条件之间关系的论述）。

愿沼泽吞没这块干爽的土地，愿他们在我们从前捡拾麦穗的地方收获芦苇。愿此地遍布呱呱大叫的青蛙…和尖叫不已的蟋蟀。愿泛着泡沫的山洪倾泻而下，汪洋覆盖辽阔的原野，宣告那些仓皇逃离这片泽国的业主的不幸命运！当洪水吞噬了我从前的田地时，如今霸占它们的外来农夫只能去钓鱼——这个外来户的一切收益都是通过不义之举获得的。
普布利乌斯·维吉利乌斯·马络，《维吉尔附录〈诅咒〉》，298，72-74，76-81

在共同生产以亚麻为原料的多种制成品的各地区中出现了一些专门化的中心，特别是那些布匹再分配（通过商业活动或国家调配）非常便利的地点。一处十分壮观的纺织业经营区域是尼罗河三角洲毗邻大海的那一部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中心则是达米埃塔（Damietta）与提尼斯（Tinnis）等城市——它们在纺织业发展史上的地位其实是可以通过卢卡或佛罗伦萨等量齐观的。该地区是环境最复杂的地中海湿地之一，呈现出陆地与海洋犬牙交错的状态：它呈现出一系列极端的生态特征，拥有相互交织的岛屿、沼泽、水道、牧场和灌溉冲积土层。这里有浅滩、湖泊、礁石、沙洲、风化沙丘带和上千平方公里的芦苇荡。夏季的酷热制造了适合亚麻生长的极端湿度条件。亚麻纤维可以置于潟湖水中进行浸泡，而潟湖生态环境又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可以取代纯谷物食谱的鱼类和野鸟（他们乘坐芦苇制成的小船穿越湿地，用亚麻网捕捉鱼和鸟）。当地多沙沉积层中永远潮湿的深厚土壤是亚麻、大麻等纤维作物的理想生长环境，这里还有适合放牧绵羊与山羊的牧场。这些复杂地貌与五花八门的特色区域被水道网络联结在一起；水道网络的缝隙中则存在着堤坝或古老沙丘构成的旱地，上面坐落着统筹各种相互交织的生产活动的城市。

对生产条件的回应必然能够创造宽泛意义上的生产经营机遇；而这些对劳动力、生产策略、作物、贮藏技术与再分配的控制、经营与系统规划的机遇当然是根植于此时此地所存在的任何权力结构中的…例如，在罗马时期比提尼亚（Bithynia）境内的狄亚（Dia），一位城市的造福者因其在“商业中心”的工作和该“商业中心”带来的市政收入增加而受到感谢（IGRR，3.1427，参见Robert 1980，74）。当12世纪早期帕特莫斯（Patmos）遭到殖民后，当地修道院的船只建立了十分广阔的海运腹地；开俄斯岛新莫尼（Nea Mone）修道院的船只则经营着开俄斯岛和士麦那（Smyrna）之间的海上航线（Malamut 1988，452-453）。我们还应牢记，许多消费者并非独立的购买者（Reekmans 1994，132）：地主们像操纵生产、再分配与贮藏一样控制着消费活动。

（山民的）洪流淹没了朗格多克（Languedoc）低地…这一进程在每年里、几乎在每天中都会重新上演，其成员来自无地农民、失业工匠，完成自己庄稼收割、葡萄采摘或谷物脱粒任务的临时农业劳动力，以及法外之徒、男女乞丐、风尘仆仆的布道士、云游四方的修士、流浪汉、街头艺人与放养羊群的牧人。
费尔南德·布罗代尔，1972a，47

我已许久不再想起我们离开的那个地方或我那棵被砍掉的树。后来…我开始忆起那棵树曾经矗立，或者本应继续矗立在的那个地点。我在想象中看到了一片光芒万丈的空旷场所、一片波光粼粼。通过一种难以描述的方式，我再一次选定了那个地方，正如我多年前曾选定那株小树一样。但这一次我不再是将自己同某个植根于乡土的、有生命的符号捆绑在一起，而是准备好了要被连根拔起，上升至某种透明的、但永远属于我的彼岸世界。你可以说这个新世界完全出自虚构；它来自我对旧世界的感知经验，但并非一个实实在在的空间场所。它从前是、将来也还会是一个想象的王国；即便我们可以把它安放在尘世中的某个场所，它也依旧是一片缥纱的虚空…
西莫·希尼，《舌头的管辖》，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