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BN13: 9787564006846
标题: 社会生物学
副标题: 新的综合
作者: 爱德华·O·威尔逊
译者: 毛盛贤, 孙港波, 刘晓军, 刘耳
出版年: 2008

…随着生物用更加复杂的社会行为作为辅助基因自我复制的手段，利他行为便开始盛行，最终以超越常规的形式出现，社会生物学的中心理论问题也由此而生：利他行为（定义是降低个体的适合度）怎样通过自然选择而进化？亲缘关系就是答案：如果导致利他行为的基因由于共同的血缘关系而被两个机体分担，并且如果一个机体的利他举动能够增加这些基因对第二代的共同贡献，那么，利他行为的倾向将会传遍整个基因库。即使利他者因利他举动付出代价而对基因库的单独贡献有所减少时，也会出现这种现象。

…假定一物种可适应于在不可预测的生境（如森林中新开垦的一块草坪、新河围栏中的一片泥浆表面或雨池中富有营养的池塘）中过短期生活。这样一个物种如果能做好如下三件事，则它就是个成功者：（1）能迅速发现这样的生境；（2）在其他竞争物种开发利用这一生境前，它能迅速繁殖而用尽其资源；（3）当现存生境成为不可栖息之地时，它能扩散寻找到其他的新生境。这样的物种，依赖于高r可利用波动环境和短暂资源，所以称为“r对策者”（r strategist）或“机会主义物种”（opportunistic species）（MarArthur和Wilson，1967）。r对策者的一个极端情况是流浪物种——从其栖息地全部消失，且仅凭借其扩散能力和以高速占领新地域而维持生存（Hutchinson，1951）。r对策是充分利用多种生境（由于它们的暂时性本质），而这些生境在任一给定时刻都能容纳处在增长曲线较低的上升部分的许多群体。在这样一些极端情况下，具有高r的群体中的各基因型都是处在有利地位。在拥挤环境（当N＝K或接近于K时）下，具有竞争能力的基因型会取代具有高r的基因型，这一过程称为r选择。
“K对策者”（K strategist）或“稳定物种”（stable species），以较长时间生活在一生境（例如洞穴或珊瑚礁）中为特征。生境中的群体和与生境发生互作之物种的群体，都会随后达到或接近各自的饱和水平K；这样对于具有高r的物种就不再有利了。这样的生境，对于具有竞争能力，特别是具有占领一方环境并具有利用该环境产生能量的基因型，是更为重要的。在高等植物，这种K选择可形成较大型的个体，诸如灌木和乔木，它们具有排除靠近其附近的刚长出的其他植物的根系和遮挡这些植物接受阳光的能力。在动物，K选择导致特化现象（以避免与竞争者发生冲突），或导致为对抗同种成员而加强监护、捍卫领域的倾向。

功能主义者的概念可追溯到卡尔·格鲁斯（Karl Groos），他在《动物玩耍》（1898）一书中认为，虽然玩耍不能带来直接的危害或责任，但它是在为个体成年时所做的重要事业或任务做准备。洛伦兹（1950，1956）应用了相似的观点，并且补充了一个玩耍“动力”假说——玩耍迫使动物事先学习，即在给定可能性的条件下，该采取哪些本能动作才是适宜的。彼得·克洛夫尔（Peter Klopfer，1970）把这一概念更为精细化地指出，玩耍是由“一些尝试性的探索组成的，通过探索，个体对不同本体感受模式的好适度（goodness of fit）进行‘检测’。”学习是以定向的、或多或少是按程序化方式进行的，直至找到刺激和反应间的正确组合为止。

…从玩耍到探索，动物或小孩的重点转化是从“这个对象能做什么？”到“用这个对象我能做什么？”玩耍也能与纯粹的解答问题区分开来——特别是解答的问题只具有简单的操作性，也不能引起学习的兴趣。杰罗姆·布鲁纳（Jerome Bruner，1968）已企图用下面的话来指出这一区别：玩耍意味着适合现有的方式而改变目标；而解答问题意味着为达到既定的目标而改变方式。
法根（个人通讯）已用修改的加吉尔-波塞特生活史模型提出了功能主义者的解释。在这一模型中，玩耍一般会带来适合度方面的直接代价或损失，这是由于诸如能量的无效消耗、增加了观察捕食者的易受攻击性、同成体接触增加了危险等因素的影响。但是在随后的生活中，由于玩耍积累起来的经验和玩耍状况的改善，其适合度要增加。

什么是通讯？在生物学上先让我以一个简单的陈述句定义它，然后通过哲学上讨论“戈尔地雅斯结”（Gordian knot）的方式来阐明它。生物通讯是指一个个体（或细胞）作用于另一个个体（或细胞），使之参与的一方或双方，以适应的方式改变另一个个体（或细胞）行为的概率模式。我在这里所指的适应，是指信号或信号的反应或是这二者，皆已通过自然选择在遗传上达到了一定程度的程序化。通讯既不是指信号本身也不是指对信号的反应，而是指这两者间的关系。

…在绝大多数物种中，家园范围大于领域，而总范围要比前二者大得多。通常，巡查家园范围是为了巡护食物，但额外也可能包括巡护熟悉的瞭望所，臭迹点和应急退路。巡护任务也可以由整个社会类群所共同分担。
…核心区…家园范围里使用最为频繁的区域（Kaufmann 1962）。在诸如南美浣熊和狒狒等动物中，我们可以有把握地确定核心区的界限，它们与动物寝息地一致，而寝息地差不多少就在家园范围的中央部位。

…类群同体间的协作可能与对陌生者的攻击相伴，创造可能与个人欲望和支配权相伴，热爱体育运动可能与暴力倾向相伴，等等。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这种相伴关系可能源自基因的多效应，即同一套基因控制多于一种表现型性状的现象。如果这种未来社会——出现这一社会在下一世纪似乎不可避免——有意识地控制其成员脱离曾经使不良表现型出现在达尔文边缘的胁迫和冲突，那么其他的表现型就可能随着他们衰弱。在这个最终的遗传意义来说社会控制会剥夺人的人性。
看来我们的自催化的社会进化已经把我们封闭在一个特殊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早期的人类似乎是不受欢迎的。为了无限地维持物种，我们被迫学习全部知识，甚至到了基因和神经的阶段。当我们发展到足以按照这些机制的术语解释我们自己，并且社会科学也发展到了充分繁荣的时候，其结果可能是难以接受的。因此，当刚刚打开这本书时就把它合上好像是恰当的，因为阿尔伯特·康姆斯（Albert Camus）带有先见的洞察力预见到：
一个甚至可以用很坏的理由来解释的世界依然是一个熟悉的世界。但是另一方面，在一个被剥夺了幻想和光明的世界里，人们感到自己又是外来者、陌生者。由于他被剥夺了对失落家园的记忆或者对未来的希望，因此他的放逐将是无法消除的。

Title: Sociobiology
Subtitle: The New Synthesis
Authors: Edward O. Wilson
Published: 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