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BN13: 9787509793589
标题: 穿过针眼
副标题: 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350～550年
作者: 彼得·布朗
译者: 刘寅, 包倩怡
出版年: 2021

导读 古代晚期史家彼得·布朗以及“穿过针眼”的一些线索 #

在什鲁斯伯里公学（Shrewsbury School）读中学期间，因为成绩优异，布朗被建议选择希腊语作为学习方向。在当时的英国教育中，古典文化依然被当作精英教育的基础。不过，布朗所倾心的并非古典传统，而依旧是早期基督教。据他自己后来回忆，学习希腊语的最初动机是想要读《约翰福音》。此外，罗斯托夫采夫的《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让布朗对充满变故的晚期罗马帝国着迷。罗氏在这本名著中提出，罗马帝国的崩溃始于3世纪时乡村普罗大众和军队这两股“反动”力量的联合，及其导致的城市中产阶级的凋敝。布朗后来的学术研究的一大立足点，就是修正这位“沙俄遗老”关于晚期罗马帝国的悲观论断。
在1953年进入牛津大学新学院（New College）后，布朗选择了“近代史”（Modern History）作为自己的本科专业。在牛津的学制体系里，3世纪之后的西方历史都被统称为“近代史”。与之相对，古典学方向（Literae Humaniores）的教学内容，基本以图拉真皇帝的时代（98～117年）为下限。这背后的意思是，真正的西方古典文化在罗马帝国的3世纪危机和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312年）之前截止。布朗一生的学术努力就是要对抗这种“古典学的傲慢”。夹在“真正的古典时代”和中世纪之间的3世纪到8世纪，在布朗看来，是西方文明史中一个具有鲜明特点和高度成就的时代。在这个时期的地中海世界里，古典传统和革新元素同时迸发出极高的活力，社会结构和精神生活在这两种力量交织的牵引作用下，表现出了强烈的开放性和创造力。就是这个非古典的古代世界，布朗后来称之为“古代晚期”。
布朗对这个历史时段的研究，是从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着手的，他就是基督教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的奥古斯丁（354～430年）。“奥古斯丁的时代”（the Age of Augustine）是布朗在本科阶段选择的一个研修专题。1956年毕业后，布朗先后从梅伦学院（Merton College）和万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获得研究基金，后（如上文所述）于1963年于万灵学院获得教职，得以在牛津继续从事围绕奥古斯丁和他身处的晚期罗马帝国社会的研究。最终的成果是出版于1967年的《奥古斯丁传》。为这位伟大的思想者作传，布朗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法国宗教史大家马儒（Henri-Irénée Marrou）在名著《圣奥古斯丁与古代文化的终结》中所塑造的站在垂死的古代文化和新兴的基督教文化十字路口的奥古斯丁的形象，依旧对战后学者（包括布朗本人）影响巨大。但布朗的关怀更进一步。他关心的不仅是作为思想家的奥古斯丁，而且是作为“历史中的人”的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不仅生活在一个急速剧变的时代，他本人也在一直改变。研究中衰的罗马帝国的史家，能够通过追随他的生平来把握那些历史进程：是这些进程使奥古斯丁从一个在安全的行省（阿非利加）里为狄多和埃涅阿斯的老故事哭泣的学生，成长为一个当时正被来自瑞典南部的部落武装（汪达尔人）封锁的北非港口（希波）的大公教主教，并以此身份离世…通过写作，通过行动，通过对越来越大群体发挥影响，他在身边世界加速变化的进程中也占有一席之地，这种外部的变化和他自己内心的转变一样迅猛。
整个古代晚期，没有人像奥古斯丁那样通过数量惊人的作品——“声称读过你所有作品的人一定在撒谎”，这句话刻在早期中古西班牙塞维利亚主教教堂图书馆盛放奥古斯丁作品的书架上——给后世留下了那么多的“写作”和“行动”，也没有人像奥古斯丁那样敏于观察自我和他人。布朗从奥古斯丁那里（按他自己的说法）“借来了一种语言”，用以抓住“后君士坦丁时代”罗马社会的变迁节奏。布朗无与伦比的文字魅力也在他的首部专著中尽显无遗。时任牛津大学钦定皇家近代史讲座教授的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在一份私人书信中表示：
我觉得彼得·布朗关于圣奥古斯丁的书写得棒极了，我把它选入了我为《星期日泰晤士报》列的年度书单。我正在试着从艺术协会为它争取一项文学大奖。除了有高度的学术性和思想性，这本书文笔极佳。现在在英国，就连尝试去写这么漂亮的学术著作的学者也已经很少了。当然啦，美国学者更糟。
但奥古斯丁的世界（公元400年前后的北非和意大利）远不是布朗学术视野的全部。1969年和1970年，布朗在万灵学院先后开设了两门讲座课程：“拜占庭、波斯与伊斯兰的崛起”和“从马可·奥勒留到穆罕默德的社会与超自然世界”（以下简称“社会与超自然世界”）。这两门课，尤其是后一门，成为重要的学术史事件。挤在万灵学院狭小的霍凡登室（Hovenden Room）中旁听“社会与超自然世界”的学者均是当时和未来的古典与中世纪史研究的栋梁人物。一位当时的本科听众如此回忆道：
“社会与超自然世界”系列讲座极受欢迎。绝大多数听众是挤坐在休闲椅、窗台和地板上听课的。这和学校里的一般讲座课程大相径庭。后者的模式是，学生坐在维多利亚风格的教室中规整的座椅上和书桌前，教师站在讲台上授课。与此不同，在布朗的这门课上，门徒们在霍凡登室里围坐在老师的脚边。这种形式，再加上课程内容的异域色彩和演讲者本人具有魅惑性的演说风格，把听众们从牛津潮湿、阴暗的夜晚带到了一千五百年前鲜亮的地中海世界。
这两门讲座的核心内容构成了布朗的第二本专著——出版于1971年的《古代晚期的世界：从马可·奥勒留到穆罕默德》（以下简称《古代晚期的世界》）——的主题。这是一本在形式和风格上全然不同于《奥古斯丁传》的作品。全书篇幅仅200多页，还包括130幅穿插于文间的插图。这本书是布朗受他的牛津同事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之邀，为泰晤士-哈德逊出版社的“欧洲文明馆藏系列”（Library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所写的分册。这套书的定位是面向大众。布朗在这本书里用的“古代晚期”这个术语，在那之前主要被用在德语艺术史学界，如奥地利艺术史学者阿洛伊斯·李格尔（Alois Riegl）对“晚期罗马”（spätrömische）工艺美术、德国文艺理论家埃里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对“拉丁古代晚期”（Late Latin Antiquity）修辞学的研究。根据布朗后来的回忆，大概是熟稔德国史学的巴勒克拉夫，把古代晚期（Spätantike）的概念推荐给了他。这是一个具有学科史意义的书名选择。这本小书出版后，学界反应相当热烈。作为一个史学领域的“古代晚期”正式浮出地表。

…《圣人在古代晚期的兴起和功能》…这篇论文的主题是，在5世纪和6世纪，地中海东部涌现出大量离群索居、实践苦行生活的基督教圣人（holy men），并出现了社会各阶层尊敬和崇拜他们的现象。可以预见，布朗并不将这种“圣人”看作孤立的宗教现象，满足于诸如民间信仰、精神慰藉和宗教生活的“民主化”这样的解释。这篇论文从圣人在古代晚期地中海东部地区的社会和政治功能切入，其论点可以简单概括如下：在小地产趋于主流的东部省份，尤其是叙利亚，圣人代替撤向城市的大地主，充任村庄和小农的庇护人（patron），在“小世界”的内部作为仲裁排解纠纷，同时承担与外部世界沟通的职责（如协商税额）。在政治生活中，圣人直接来自上帝而非通过教会系统获得的宗教权威，在政权与教权尚未厘定的时代，充当了世俗权力与教会能够顾全颜面、实现妥协的中介（intermediate）。对于普通的市民来说，圣人是“职业基督徒”，是能够提供可信的具体生活指导的导师。在一个社会高速变化、各种制度性规则（农业生产中的庇护关系、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占卜体系、父权制家庭等）严重动摇的时代，脱离了家族和经济关系的圣人，作为“身边的陌生人”或“身边的他者”，以神圣人格的形态集各种角色于一身，协调了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和传统，成为串联古代晚期社会的铰链：
因此，圣人的卓越地位让古代晚期成为一个宗教史上独特的时段。古典时代唤起的是大型庙宇的意象，中世纪则是哥特风格的教堂。在两者之间的时代，激发想象的则是肖像：圣人的圣像、哲学家严峻的面容、壁画和镶嵌画上成排的凝视前方的面庞。长达若干世纪，超自然的“位置”（locus）被认为着落在个体的人的身上。正如我们看到的，圣人的兴起和古典制度的销蚀同时发生；圣人的衰落——或者说圣人上升轨迹的趋平——和一种新的共同体权威意识的重新确立同时发生。后者的预表，在东部帝国，表现为5世纪晚期和6世纪城市的集体意识和风纪的显著复兴；在西部，表现为西欧城市中围绕着古老死者的墓穴形成的修道院和教会等级体系的最终形式…这些非人格化的代理成了人们中超自然的承载者。从这个角度看，基督教在晚期罗马社会的胜利并不是唯一神对多神的胜利，而是“人”对他们的过去的那些制度的胜利。中世纪教宗、拜占庭修道院（lavra）、俄罗斯修会长老（starec）和穆斯林哈里发：所有这些都是以不同方式在一个高远的神之下尝试实现人对人的统治的直接结果。
功能主义社会人类学对布朗“圣人”命题的影响十分明显。具体来说，主要是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的影响。1967年底，布朗曾就晚期罗马帝国的巫术问题和道格拉斯有过一次长谈。而之后阅读道格拉斯的《自然符号》带来的启发，被布朗描述成“不亚于万有引力的发现”。引起作为史学家的布朗的共鸣的，是作为人类学家的道格拉斯对“仪式化”宗教的同情。和所谓“精神化”的“高级宗教”一样，常被贬为民间信仰和迷信的“低级宗教”（niedere Glaube），同样需要作为一种连接社会经验和宇宙观的符号语言被严肃对待和解读。“我们应该可以根据社会关系的形态，说出什么样的宇宙有可能被建构出来。”
在整个学术生涯中，布朗对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对人性和社会的理解引入具体的历史研究，抱有非常积极的态度。但是，布朗心目中跨学科的借鉴是思维方式的消化，而非生搬硬套：
（在探究人类行为时，）我们会遭遇成见和惯例的铜锈，这些铜锈如此有效地掩盖了人类行为的真正性质，以至于我们无法理解我们的邻人和我们自己，就像我们无法理解4世纪的人一样。
这种附着在人类行为上的以“显而易见”的面目出现的铜锈，是历史学家最大的敌人。历史学家需要心怀感恩地调用每一种可用的技能，来教自己如何移除这种铜锈。
这是一笔重债。历史学家要想还债，只能通过以希望自己被对待的方式来对待其他学科——要抱有谦逊之心，也就是带着审慎的敬重看待科学传统的特质，这些传统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很多特别的演变，就像史学一样。学科间直接的“移植”不能替代对看待世界的新方式的缓慢消化。历史学家能从精神分析、社会人类学和社会学理论的众多现代阐释者那里学到很多，但如果只满足于把他们当作理解过去的很多“工具”，就永远学不到他们的洞见。

与《兴起》一书的长时段和大空间相比，篇幅更长的《穿过针眼》是一本视野非常集中的作品。书中处理的时间段从4世纪中叶到6世纪中叶，超过三分之二的篇幅（第5～24章）聚焦在370年和430年之间；地理空间则主要是意大利、北非与高卢。在这本书里，布朗又回到了他第一本著作中的那个奥古斯丁的时代。不过，这一次布朗带给读者的并非传记，而是一场社会变革的时代剧。他想讨论的问题是，4世纪中期尚处在罗马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边缘的基督教会，如何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成了聚集财富和权威的中心。这个古代晚期“权势转移”的故事，像福音书中基督说给阔少的譬喻（本书正标题的出处）一样具有戏剧性。要搞清楚骆驼是如何穿过针眼的，就必须考察（用布朗书中的话说）“350～550年这段不平静的岁月里，整部拉丁基督教的社会史”（第XX页）。
这里，我们不妨效仿中世纪圣经注疏中的一种套路，分别从“时间”（tempus）、“地点”（locus）、“人物”（persona）和“事情”（res）来对布朗描绘的这场时代戏剧做一番解析。关于西方基督教会的崛起，传统上认为存在两个决定性的时间点。一个是君士坦丁大帝312年的皈依。一种至少从吉本以来就很流行的观点认为，君士坦丁的皈依，以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把基督教从受迫害的地下信仰变成了罗马帝国官方认可乃至支持的“台面上”的宗教。教会就此开始在帝国政治力量的协助下的逐步扩张权力和资源。另一个时间点是476年西罗马末代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鲁斯（Romulus Augustulus）的废黜，这意味着政体意义上罗马帝制在拉丁西方世界的消亡。常见的看法是，教会的崛起是对帝国消失后西部世界权力和秩序真空的填补。西欧从此进入了神权的中世纪。
正如布朗所言，这些日期都夹带了“具有欺骗性的目的论”（第XX页）。在布朗讲述的这个教会走向胜利的戏剧中，没有任何具体的时间点具有足以让人放心按下历史“快进按钮”的决定性意义。“君士坦丁革命”并没有一举让教会走到罗马帝国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前台，基督教依旧是带有边缘色彩的“亚文化”。476年帝制的中断只是意大利北部地区的一个局部政治事件，甚至没有改变罗马城中的社会权力和财富关系。作为财富和权威中心的西方教会的形成，在布朗看来，是思想和社会的各种滚雪球式变动累积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布朗选择用把大量反映一时一事的历史快照（体现为29个章节之下的近百个小标题）相叠加的方式写作这本书。这种写法尊重了历史进程中的“多歧性”。

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350～550年 #

我们必须始终记住，以现代的标准来衡量，罗马帝国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小政府”。除了对高等司法和军队的控制，它把几乎所有的政府职能都下放给了地方性群体。警力、道路维护、防御工事，以及最为重要的税收，都被下放给了约2500个城市的市议会，这些城市如仙女的魔法水一般散落在庞大帝国的地表。帝国非常倚重这些市议会的成员。作为交换，帝国允许他们尽其所愿地压榨其他人。一个市议员进入了那个品位的世界，也就变成了一个小僭主，他的基本义务就是以帝国的名义巧取豪夺。
和其他众多罗马城市一样，马克塔尔把它的市议会称作“辉煌无比的统治阶层”。它统治的区域以城区为中心，延伸至方圆5英里。这些市议员，而非罗马政权的代表（除非在紧急状态下），承担了每年从这片小区域各个角落的居民那里榨取赋税的任务。根据国家要求，这些赋税的形式包括货币、劳动、食物、牲口以及其他有用物资。

对实物地租方式的坚持，不应当被看作罗马世界退回到一种原始经济的征候，好像经济被简化成了食物的物物交易（20世纪早期的学者一度这样认为）。事实刚好相反：用食品支付的要求预设了一个食品的市场，农民们能够把他们的出产带进最近的城镇里。但富人的特权让他们能够进入更广、更有利可图的市场。只有他们能够战胜距离，他们能够长距离地移动他们的货物，从而为大城市和饥饿的军队提供补给。同样，只有富人能够战胜时间。他们把丰盛的收获储存起来，待价格最高时出手。即使是在丰年，在下次收获来临之前的几个月里存货不足时，谷物的价格会缓慢上升到原价的两倍。那些有能力通过存粮来储存收获剩余的人，每年都能从这种价格的上扬中受益。进一步的收获震荡可能会把寻常的谷物售卖变成一场短缺时节的“杀戮”。
因此，毫不令人惊讶的是，粮仓和古代世界的经济恶棍是一起出现的。就好像现代的工厂向大气喷吐有毒废气的景象，大粮仓也非常近似地构成了一种注定会在晚期罗马人的心里触发焦虑感的景象。通过建在结实的粮仓之上并配有沉重的上锁的大门，罗马的庄园炫耀着其主人的财富。在葡萄牙南部，圣古古法特地区4世纪大庄园粮仓的废墟依旧矗立在10英尺的高处，俯视着阿连特茹平原，毗邻粮仓的是一些巨大的圆柱体重物，它们是庄园榨油机的残留。当然，最大的粮仓是属于皇帝的。每一年，君士坦丁堡的皇帝都会领导一场朝向城外巨大皇家粮仓的庄重游行，目的是观看第一批征收自埃及的谷物入仓，这些谷物高高地堆过了粮仓的台阶。君士坦丁堡的居民把这个仓库直白地称作“下巴”。

古人所梦想的“黄金时代”——在历史的黎明时期没有金钱的乌托邦——变成了一个崭新的、骇人的“黄金的时代”，其标志是暴力，以及就算以罗马帝国的标准来衡量也是前所未有的社会差异。罗马政权最低等的公务人员如今发现，他们能够用金币收费，获得薪水。市政议员尽其所能地从纳税人那里压榨金钱，如无法实现，就把从乡下征到的食物储存起来，然后换成黄金。在社会顶层，皇帝和元老们开始以整个儿的百磅的纯金锭为单位来表达他们的收入。所有富人和准富人都努力把一个原始的税收和市场体系推到极限，为的是年复一年地施展一项魔术，即自然产品——一个压倒性的农业社会的资源——作为税收到达他们手里，却是以金币的形态。
可能并非巧合的是，基督教对“天上财富”的传道，在当时的地中海诸城和基督徒地主的地产上，产生了强烈的认知反响。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以金币的形态，那么多的财富向人们展示——带着一种只有珍贵的钱币方能承载的、对无限可能的暗示：因为［用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在他的惊悚小说《扎伊尔》（The Zahir）里的话说］“任何钱币…都包含…多个可能的未来…钱就是将来时”。

罗马帝国曾被称作“品位的帝国”（empire of honor），但它同样可以很恰当地被称作“礼物的帝国”（empire of gifts）。和古典时代一样，在古代晚期，罗马帝国是通过个人纽带维系的，而这些个人纽带又通过大量的赠予来表达和巩固。元老院成员小普林尼的遗赠和礼物，足以构成这种恩惠的流动的著名例子。这在晚期帝国没有改变。君士坦丁的赏赐行为具有传奇色彩，而在他的批评者眼中，这则是灾难性的。有钱有势的人以皇帝为榜样，他们用礼物团结追随者，这正是佩托尼乌斯·普罗布斯在4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所做的。据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的描述，普罗布斯“通过派送礼物获得了极大的权力”。在普罗布斯死后，一位宫廷诗人专门赞美了他的慷慨：
他不在黑暗的地窖里藏匿他的财富，也不把钱财贬到黑暗的地下，而是挥洒他的财富，比大雨还充沛，让数不清的人变得富足。他的慷慨好似厚厚的云层，盛满了礼物。一波波的门客如海浪涌进他的宫殿，进去时是穷人，转眼就变得富足。他的手用力地挥洒金子，其力度胜过（因泥沙而色泽金黄的）西班牙的河流。

通过如此布道，奥古斯丁有意设计了两个世界在头脑中的冲突。他把城市和教会并置，将其描述成两种截然不同、看似无法并存的赠予方式。通过这么做，他和与他同时代、以非常相似的方式在帝国的其他区域布道的基督徒，创造了一种关于晚期罗马社会中教会与城市之间关系的“表征”。在这种“表征”中，教会与城市存在经常性竞争。
这种布道引出的生动对比常常误导学者。在论及晚期罗马城市的变化（以及整个帝国的变化）时，学者习惯于描述教会和城市之间为争夺对财富的控制而进行的直截了当的角力。用阿纳尔多·莫明利亚诺明快的语言来说：
原本用来修建剧场和水渠的钱，如今被用来修建教堂和修道院。社会平衡发生了变化——变得对修士和司铎的精神与物质条件更有利，而对帝国的古老制度更不利。

在探讨建立一种更有凝聚力的新型社会秩序的可能性时，安布罗斯对一种基于对人类历史的独特见解的社会观念深信不疑。他继承了被称为“古风”的悠久传统。这一传统普遍认为，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所谓的“黄金时代”，时人正是基于那个时代的自然和谐，来衡量当代的社会状况，并渴望“黄金时代”。这一传统还认为，社会中的所有恶行都是由人性中的“纯洁社会性”状态缓慢堕落至“罪恶社会性”状态导致的。对此，安布罗斯不再回顾西塞罗，而是追忆另一位更坚定的斯多葛派哲学家——塞涅卡：
当大自然的边界对所有人开放时，那曾是一个幸运眷顾的时期。然而由于人们无节制的滥用，在贪欲和奢华面前，使人们团结起来的纽带断裂了。
［维吉尔《农事诗》第一卷第125～128行中还有如下诗句］：
并无农人耕作土地，亦未闻
如标记边界、划分土地的诸般禁事。
人们共享食粮，大地慷慨赠予——
不奢求的人们，它的财富。

奥古斯丁在《忏悔录》第九卷中记载了一次共享的神秘体验，并且用它作为该卷的结尾。根据我们在加西齐亚根《对话录》中体会到的气氛，这是挺自然的。著名的“奥斯蒂亚异象”说明，两个人确实有可能一同浸淫于一种直面独一上帝的意象中。
387年秋天，奥古斯丁和莫妮卡在奥斯蒂亚等待回返迦太基的船只：
那一天终于来了，我靠你的天命安排而知道…她与我站在一扇窗边，望着外面的花园。这时我们经停于台伯河的奥斯蒂亚，借住于一处远离尘嚣的宅院…为了下面的行程，我们稍做休息…
我们彼此之间的交谈非常亲密。“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腓立比书》3:13）在真理的临在下，即自身当中，一道探求。我们问道，在圣人们将要拥有的永生中，生命究竟是怎样的，那是一种“目所未睹，耳所未闻，心所未能揣度”（《哥林多前书》2:9）的生命。我们张开了心灵之口，尽饮源于你的“生命之泉”（《诗篇》35:10）的天上灵泉。洒上了这种甘露之后，尽管我们的能力很有限，但我们的心灵试图在一定程度上思索如此巨大的奥妙…就在那时，我们努力探寻，在刹那之间，精神的力量达到了超越万有的永恒智慧。多么希望这一刻能够持久些！这定能使人心醉，吸引住他，在内在的欢乐中赐予他这种意象…这不就是所谓“进入主的乐境”（《马太福音》25:21）？

“赋闲”给了奥索尼乌斯重归缪斯们的机会。还有什么比歌颂自己的财富更好的去寻找灵感的理由呢？于是有了奥索尼乌斯优秀的诗作，题为《我的小家业》，乍一看，这首诗精确得不同凡响。在此，我们有一座晚期罗马的庄园坐落在巴扎斯城外某处，面积（据奥索尼乌斯告诉我们）刚好为1050尤格（合264.411公顷或653.33英亩）。其中，700尤格（436.47英亩）是树林（树林很宝贵，它不仅是狩猎的专用地，还是利润很高的商业资源，可以出产木材以及用于制作船只与酒罐的沥青），200尤格（124.70英亩）是耕地，100尤格是葡萄园，50尤格是草地。它里面的仓库（那重要的囤积标志）号称可以存储足以维持两年生活的食物。在整个古代世界史中，再没其他文字材料提供这样的数据。这是一个规模可观的庄园，粗略估算，仅可耕地一项就可以收入1000索里达，这相当于君士坦丁赠予罗马教会的一座大庄园。

此外，尤斯托奇乌姆的身体极为私密。那是“炙热的青春肉体”。它被晚期罗马宏伟的宅邸保护着，与世隔绝。这种宅邸有着长长的走廊与门径，以丝绸窗帘遮蔽，导向圣地一般私密的深闺。深闺的功能并不像它在现代的房子中那样，只是卧室。它是个受保护的地方，专门用于私密的谈话，或基督礼拜，或纵欲之乐（对于多数未在圣灵中得到重生的富人而言，他们的情色图案镶嵌画遍布帝国各地的庄园）。

…至于梅兰尼娅自己，一则特别的逸闻表明，她还是不曾忘记自己是个年轻姑娘。她记得衣着华丽的柔软身体、丝袍上纹饰的触感，以及硬邦邦的金线在她纤柔的皮肤上留下的瘀记。

ISBN13: 9780691152905
Title: Through the Eye of a Needle
Subtitle: Wealth, the Fall of Rome, and the Making of Christianity in the West, 350-550 AD
Authors: Peter Brown
Published: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