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德格尔与卡尔纳普的爱恨情仇

1929年3月30日，鲁道夫·卡尔纳普和马丁·海德格尔一同漫步在达沃斯寒冷的高地。海德格尔时年39岁，正值名声顶峰。两年前他出版了《存在与时间》，一本尝试谈论“什么是存在”的书，并由此引出对自然、对人本身的讨论。不过也因为这本书，海德格尔受到了许多批评，人们抱怨此书不仅晦涩难懂，作者还喜欢自创新词。(最臭名昭著的一个：在已经在世存有且作为寄寓中的先行于自身 [ahead-of-itself-in-already-being-in-a-world-as-being-alongside]，他仁慈的把这个概念简称为“关切”)。但无论怎样，这本书都对后世哲学造成了革命性的影响。

卡尔纳普比海德格尔小一岁半，他对身旁这位才华横溢的同胞非常尊敬。那时他还没有读过《存在与时间》，次年当他读完这本书的时候，吹嘘朋友们都对他“能够阐释海德格尔表示十分震惊”。卡尔纳普甚至说海德格尔很有人格魅力。这似乎不是个普遍的观点，在周围人眼里，海德格尔性格傲慢，毫无幽默感，长的丑，而且还不忠诚。他有时把自己扮的像个农夫，有时穿着滑雪外套出席讲座，他的同僚们都为他的假模假式感到羞耻。

这次漫步闲聊的话题转向了海德格尔所痴迷的“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为此“寻找出路”。不过，关于“寻找出路”，卡尔纳普决心依靠自己的知识领域来迈出第一步。去年，他出版了《世界的逻辑构造》，并为维也纳学派起草了宣言。这些文本宣告了一次新的哲学革命，他相信这个基于逻辑分析的新方法将会带领哲学走上更稳固的道路。

无论空间还是思想，达沃斯都是他们的最后一次相遇。1932年，卡尔纳普宣布与海德格尔决裂，他形容海德格尔是一位“没有音乐才能的音乐家”，这是个尖锐的评价，尤其是对于一个认为自己是在考察所能想到的最为深刻的哲学问题的人来说。1933年，海德格尔踊跃加入了纳粹党，并终生都未退出，他有时甚至会把自己想作是某种“哲学皇帝(philosopher-kaiser)”。而卡尔纳普，作为一位公开的社会主义者，他为了逃离法西斯的迫害，在美国寻得庇护。

海德格尔与卡尔纳普之间的分歧不仅仅在于个人道德或是政治倾向，他们观念的重合与冲突，显现出哲学研究的两条路。哲学是什么？是来自于一种描述生存困惑的尝试，还是一种使用逻辑工具揭示真理的的过程？

达沃斯会面没多久，海德格尔发表了题为“什么是形而上学？”的演讲。在这篇冗长并且晦涩的讲稿下，海德格尔想要探究的是大写的B-“存在(Being)”。在此，他想了解的是什么是存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存在本身(Being as such)”是什么，以及我们如何经验这种存在。这些探求触及了哲学研究的根本，为此，海德格尔试图唤起一种哲学上的冲击(我们更“原始”的一种感情)，它给何为人的存在带来新的视角。正如一位与会者所说：“有一刻我似乎看到了这个世界的根基。”

这种反应正是海德格尔所期望的，他把听众从自满的哲学小屋中驱逐出来，对他们认为十分基础，却鲜有涉足的假设提出质疑。海德格尔想要指出那些离我们太近，以致无法看清的东西，这种思考被称作是“事件哲学”，他与卡尔纳普的分歧就在于此。他所寻求的是一个片刻，一种哲学奇迹，他用一束不安的，存在主义的火花来点燃我们对自身存在的惊异之情。

海德格尔从他了解的各类科学出发，科学研究所关心的是世界中某些特定事物的集合，嗯，这毋庸置疑，并理应如此。但他接着发现，科学考虑的只是存在的事物，那么不存在的呢？在此，事情开始变得棘手起来，海德格尔问道：

但“无”又是什么？为何我们意外的，能如此自然的将它说出口，难道它仅仅只是一种言语的方式？

这个微妙的问题引发了海德格尔关于“无”的讨论，“假如科学是正确的，那也就是说：科学了解‘无’的意愿也是无。”他如此写道，这是科学所要寻求的，不论“无”是什么，它是在此题目下，科学兴趣的唯一所在。但是，科学家们想要了解“有”，而非“无”。

每当我们想要抓住这个“无”，它总是迅速的从我们手里溜走。我们矛盾的，妄图用“无是…”来谈论它，但无不是什么事物，它不是任何东西。我们对它的疑问已被逻辑所限定，逻辑是至高的决断者，它堵上了进一步了解的道路，它中断了我们对无的议论。逻辑已规定我们在沉默之外所有的表达。

不过当然，海德格尔并未退缩，他关于“无”有许多要说的，尽管是通过非直接的方式。海德格尔通过暗示、手势、典故——更多是通过他创造的古怪的词语来谈论无。逻辑不能阻挡他的道路，“逻辑不是最高法庭”，海德格尔指出，人类无需透过严格的理性才能理解事物。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时刻在谈论“无”。(“你今天在学校里做了什么？”“什么也没做。”)我们以这种方式来使用“无”的概念，因为“无是什么”已存在我们的前理论(pre-theoretical)之中。海德格尔整个哲学思想的核心就是去达到这个“前理论世界”，这意味着我们将要去“超越”逻辑，或者说，去到逻辑的“背后”，去理解作为一个人的“内在状态”。海德格尔想要告诉我们，逻辑没有抹去我们能有意义的谈论存在的能力。

这种哲学方法自有其合理性。正如你的一天——醒来，与伴侣争吵，工作，阅读，吃饭，请求伴侣原谅，等等。在做这些行为时的，你真的有在心里分析它们吗？更多时候，你并不关心行动背后的信念，也不会去研究各个散乱的部分如何组成一个整体的自我，你只是在“做”这些事情，而不了解它们到底是什么(但我们总会有反思的时刻)。海德格尔认为，当你与世界中的事物打交道时，是情绪而非理性塑造了经验。事实上，行为几乎不需要被思考，想的越多，越难施行。

对海德格尔，这意味着哲学家们应该更多的去关注人的情绪与行为，而非尝试构建某种宏大的、复杂的理论(然而这正是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所做的事情)。因为感觉本身并非理性，在世界向我们而来——或者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向我们展开”时，我们体会到的情绪，比如无聊、愉快或是愤怒构成了我们的生活。大多数哲学家作为研究出发点的“理论构建”只是个例外，它总是或多或少的偏离实际经验。对这种理论态度不加考虑的应用，海德格尔说，使存在的原因变得难以追寻，也掩藏了哲学的真正目的。

说回到我们为什么能如此轻易的感受“无”，为什么即使我们不能直接说出它，却也能用暗示的方式来表达。是否有某种特定的情绪来“揭示”出无？这个情绪就是焦虑。其它情绪，比如恐惧倾向于有一个特定载体：毒蜘蛛或是杀人小丑，但焦虑缺乏目标。焦虑抹去意义，揭露出彻底的，空洞赤裸的存在。这正是萨特在1938年的小说《恶心》中，借由主角 Roquentin 所描绘的：

突然显现的，赤裸裸的世界，对这个巨大而荒谬的存在，我愤怒的喘不过气来。你甚至无法想起这一切是从哪里来的，怎么会存在一个世界，而不是虚无。这毫无道理，前前、后后，无处不在的世界。而在世界之前却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

在焦虑中，世界突然变得脆弱而无意义，它向我们揭示出真正的、可怕的虚无。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焦虑“使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消逝”，如德国哲学家 Rüdiger Safranski 在1998年阐释的：

这种“消逝”是绝望(draining )并痛苦(cramping)的。我们因为万物失去意义，成为虚无而绝望，因为这种虚无时刻渗透入感受之中而痛苦。

但接下来海德格尔却做出了一个出乎预料的论断。焦虑，这种使我们成为世界中的无家可归者，与世界无意义的本身的碰撞带给我们的却是一种伟大的东西：惊异。对我们能在这里提出这些问题的惊异。海德格尔说，通过焦虑，我们重新认识到了世界存在的非凡事实。最终，我们回到最基础的问题，它也是哲学的种子：为什么世界上有些什么而不是什么都没有(译注：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Why is there something rather than nothing)？

卡尔纳普反对，他认为海德格尔只是个空想主义者，为此他写下了《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他从海德格尔的讲稿中挑选出一些意味深长的段落，借此展示形而上学论断的模糊与无价值。于是海德格尔成了一种坏哲学的代表：含糊，曲折，毫无意义。

对卡尔纳普来说，大多数的形而上学都是扯谈。友好的说，卡尔纳普认为哲学家们关于形而上学所作出的只是一些语义空泛的拼凑，他称之为伪陈述。这类形而上学想要谈论一些深刻的东西，但经过仔细的调查，我们发现，尽管语法上无误，但没有任何深刻的东西被说出，它们甚至没有说出任何东西。卡尔纳普觉得，哲学家总是需要说一些有意义的东西的。

对意义的测试由卡尔纳普和维也纳学派发起，他们将其称作逻辑实证原则。通过这个测试，我们能知道哪一些是有意义的称述，而哪一些是空洞的伪称述。(18世纪的哲学家休谟认为，火焰是所有形而上学作品的归宿。)

通往实证原则有两条路：逻辑(形式)和经验(内含)。关于前者，卡尔纳普认为“句法规定了词语的组合是否合理”。比如，不当的使用谓语是无意义的，“约翰是质数”是个在逻辑上无意义的陈述。

对于经验的验证，提出的称述需要可被证实或证伪。比如命题“婴儿有300块骨头，而成年人有206块骨头”，它有意义的，因为它可被验证：考虑到观察数据和“骨头”的定义，这是个真命题(人类成年之后有一些骨头消失了)。或者我说“所有人类的头都比牛的大”，它也是可被验证的，尽管通过观察我们发现这个命题并不正确，但它仍是一个有意义的命题。“假”并非无意义，卡尔纳普说，童话尽管是假的，却完全有意义。当我们在探寻意义时，“真”或“假”并不重要。根据卡尔纳普的逻辑实证原则，形而上学问题是伪称述的集合，它们没有任何含义。

卡尔纳普的目标是重塑哲学自身，他想要通过分析来消除大部分哲学难题，从而将其转变为一门“关于逻辑的科学”。逻辑分析，也即逻辑语言的观念，它把混乱从我们日常的言语中剔除，使之更为清晰明确。最终将不再会有语言的滥用，由此带来的哲学问题也随之消失。这听起来不错。哲学家们总是爱提一些怪论，如果我们可以通过上述的方法让他们闭嘴的话，何乐而不为呢？

卡尔纳普挥舞着他的逻辑大刀，向海德格尔砍去。所有包含“无”的句子都是无意义的。把“无”当做一个名词来使用，然后说它“是”某种事物，这是荒谬的，“这种实体的存在早已被它的定义所否决”，卡尔纳普如此写道。海德格尔对这类反对意见表示赞赏，但这丝毫没有抑制卡尔纳普的尖锐批评，随后，卡尔纳普将逻辑分析的武器对准了更多知识违法者：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和伯格森。卡尔纳普相信，逻辑分析与实证原则是言语意义的一场革命。

在阅读过卡尔纳普的文章之后，海德格尔并未作出评价。海德格尔并不打算公开回应，但他在私底下评论他的对手“将真理归结为确定性，它只能从那些可被思考的——事实上是只可被逻辑思考的东西中产生，那些不能被逻辑思考的就被排除在外。”有趣的是，卡尔纳普本人或许也同意这一论断。

或许只有维特根斯坦这种细致的头脑才能真正的理解海德格尔，在读完海德格尔的讲稿之后，维特根斯坦评论道：

我能想象出海德格尔通过存在与焦虑所要表达的东西。人固有冲破语言限制的冲动。想象你在面对世界存在时的错愕，这种情感不能被表达为一个问题，它也没有任何答案。任何言论都被视为荒谬，因为我们已经到达了先验的边界，语言约束了我们。

海德格尔与卡尔纳普的多数分歧都能归结到“限制”之上：词语的限制、知识的限制、表达的限制。这些限制决定了哲学研究始于何处，通往何方。在逻辑之中，卡尔纳普为他的哲学找到了坚实地基，并阐明哪一些才是真正的“哲学”思想。但对于海德格尔来说，逻辑有用但不充分，关于生活，我们还有许多要讲述，要发问的东西。

通过逻辑分析，卡尔纳普确信自己发明了一个可以彻底消灭形而上学的工具。但假如形而上学真是一些无意义语句的话，那么这么多年里哲学家们到底在干些什么呢，又是什么东西，在这几千年的历史中一直在吸引我们的注意？难道我们所有人都被欺骗了？在此，我们惊讶的发现了卡尔纳普与海德格尔的融合。

在生活中，人们有表达自身感受的需求，根据卡尔纳普的观点，形而上学正是一种“个人生活态度的表达”。我们总是沮丧，偶尔开心，但从未真正的满足。每个人，卡尔纳普说，都有一种“将在世的忙碌归结为某种不幸”的态度。我们通过音乐、绘画、诗歌——通过所有的艺术作品来表达这种倾向，形而上学以及更多传统上的“哲学”也由这种态度所驱使。真正激怒卡尔纳普的是形而上学的虚伪，“通过作品的形式来伪装自身”。形而上学家说自己和诗人不一样，他们谎称自己是在构建关于这个世界的理论。

事实上自一次相遇以来，海德格尔与卡尔纳普的思想正逐步靠近。海德格尔欣然接受哲学与诗歌的相似性，他不认为这有什么问题。卡尔纳普不同意，他认为哲学应当是一门严谨并符合事实的学科，他希望以最大的确定性来发问和叙述，显然逻辑是达成这一目标的可靠手段。

对海德格尔来说，哲学的使命是对存在以及存在者的描述尝试。为了探究更深层次的，存在所需要的东西，我们不得不挣脱语言和逻辑的束缚。“更为原始的发问如同漩涡冲散了‘逻辑’的理念”，海德格尔如此写道。

因此，我们总是值得去尝试谈论那些不可言说之物的，根据 Isaiah Berlin 的观点，正是这种尝试塑造了艺术作品的深度。Berlin 在讨论艺术作品的深刻性时写道：

我说的越多，我所能说的也越多…在开口的瞬间我就明白，无论我谈论了多少，总会有新的内容向我敞开，而我只能以省略号作为结尾。无论我为事物作出多少描述，总会有更多的东西遗留在不可简化、无法实证的黑暗之中。

生活发生在省略号之中。关于这串省略号，海德格尔希望我们至少应该说些什么——它的存在意味着我们有话要说。或许并非直接，也不清晰，但我们不应放弃尝试。这种表达欲望源自人类的本能，源自我们对生存感受的好奇。

这种对省略号中所隐含的“更多”的感受，总是会在一些意想不到的时刻出现：叔本华在黎明时分的山顶感受到它，尼采在瑞士的避暑别墅中被它击中。这些时刻类似于“高峰体验(peak experience)”，它并非哲学家们的专享。20世纪80年代的某天下午，捷克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望着监狱窗外的树，他在日记中写道：

正当我注视着静止的树叶与无尽的天空，一种难以名状的感受向我袭来。突然之间，我似乎从当前的位置上升到了某个超越时间的国度之中，所有那些我曾看到过的，体会到的美好的事物一同存在于此。

罗素并未痴迷于这种浪漫主义的幻想，相反，他在1914年一篇讨论神秘主义的文章中抓住了这种幻想背后的部分本质：

首先，神秘主义哲学相信洞见，而反对零散的分析的知识：它们相信一种智慧的、突然的、穿透性的及强制性的方式，这种方式与一种完全依赖感官的科学对外部现象所做的缓慢而易错的研究形成了对照…神秘主义将被颂为一种对待生活的态度，而非一种关于世界的信条。

这也是卡尔纳普对于“生活态度”的想法，他认为与“省略号”打交道不应是哲学的任务，因为这类过程将引入太多的不确定性，带来混乱的非逻辑产物。它们属于诗人，而非那些头脑清醒的真理追寻者。

卡尔纳普认为，必然有一种方法，可以将荒谬含糊的言论与严谨的思想区分开来。最终，哲学思考必须是明确的，如罗素所言，它们应当艰巨并琐碎，而非耀眼。哲学是一种困难而缓慢的实践过程，它为我们构建出关于世界之所是的清晰理论。相比之下，假如哲学是基于海德格尔式的升华时刻，来自于对生存困惑的描述尝试，从而放弃了对经验证明的需求——那岂不是一切都可被容许了？

海德格尔与卡尔纳普的另一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未预见到自己方法的巨大局限性。卡尔纳普希望将哲学转变为一门“逻辑的科学”(或者根据艾耶尔的说法，“哲学作为逻辑的附属”)。于是哲学家所能做的只能是澄清某些(通常是科学方面的)概念。这很令人沮丧，我们总感觉还有更多可做的事。当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声称自己已解决大部分的问题之后，他写道，“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表明当这些问题已经解决时，所做的事情是多么少。”或许关于卡尔纳普的工作，我们也能给予类似的评价，事实上，关于所有简化哲学的尝试都是如此。

在海德格尔这边，我们面临着另一棘手的问题，他的哲学迫使我们放弃一些同样宝贵的东西：知识的确定性。所有人都盼望有朝一日可以找到公认并正确的哲学方法，然后能借此揭示世界的深层结构。但假如我们选择接受哲学主要是一种对生活的阐释，那么似乎我们只能告别这个愿望，放弃对通往真理之路的探寻。

到了晚年，卡尔纳普和海德格尔的观点都发生了变化。卡尔纳普与维也纳学派的哲学革命最终失败了，原因和许多其它哲学革命类似：他们的学说无法自洽。最显而易见的一点是，实证原则本身无法被实证，至少无法符合实证主义自身的标准。但实证主义提出的建议与挑战——即使是通过失败的革命——使哲学自身获得了长足的进步。1970年卡尔纳普在加州逝世，时年79岁，他因将哲学建立在更坚实的方法论地基上的勇气和野心而受到赞誉。

相比之下，海德格尔的人生轨迹就不太顺利了。在1933年加入纳粹党之后，海德格尔试图将他的学说整合进他所理解的国家社会主义之中，结果产生的是一个怪胎，如 Safranski 所说的“跃入原始性的哲学空翻”。1966年，在海德格尔人生的最后时光，他接受了德国 Der Spiegel 报社的采访，此时纳粹集中营的残酷图景已广为人知。在采访中海德格尔并未表示忏悔，而是提醒记者应当更准确的描述他与纳粹党之间的关联。海德格尔的纳粹倾向为他的哲学附上了不可磨灭的污点，但不可否认，他对延续了几千年的关于世界、存在和人的本质的讨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仍在持续塑造着后世的哲学认知。

坦率的说，海德格尔与卡尔纳普的思想与表述风格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在这差异之中，我们瞥见了2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两条不同道路的起始，它定义了两种哲学方法，或者说两种哲学风格：分析哲学传统和大陆哲学传统(这里的故事 Michael Friedman 在他著作《分道而行：卡尔纳普、卡西尔和海德格尔》中有详细讲述)。抛开差异，卡尔纳普与海德格尔都认为自己是在做哲学——即使关于哲学是什么，应当运用什么方法仍存在分歧。

或许各个哲学流派的共同点就在于它们都能触及到语言的边界。我们别无选择，只有使用被广泛理解的语言来交流哲学观点，但我们始终有超越它的企图，因为似乎总是有更多的话要说。惊奇的火花点燃了我们对世界的疑问，我们开始对自身的位置与身份感到困惑。这种惊奇有许多的形式，为每一个正在思考的人赋予独特的体验，但在哲学源泉之中，它最本质的形式，最普遍的表达，最深刻的阐释或许来自于这个没有答案的发问：为什么世界上有些什么而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