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鸦片战争前传之道光搞钱记

这是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大概是十年前，在拉萨某个酒吧，我有幸和窦唯一起白嫖过某酒吧老板一顿酒；白嫖喝的多，如今已不大记得当晚细节，唯有窦大仙一句“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要搞钱!”震聋发聩，绕心头至今。

时过境迁，回想当年，可能那张酒桌上的嫖客们（至少有我和窦唯）都没有真正执行那句当年的箴言，许多人来来去去相聚又别离，窦唯已不食人间烟火，我呢还是穷逼。

窦大仙当时说的这句话，古今中外很多人都说过，相信也包括本文的主角之一，爱新觉罗·旻宁，大清道光皇帝。

嘉庆二十五年，即道光负一年，爱新觉罗·旻宁继位，次年号道光。“澄源节流，撙节糜费”，道光皇帝一坐上龙椅，首先考虑的就是朝廷的开支问题。彼时清朝已经开始走下坡路，最明显的表现就在国库账本上。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时，清朝国库有结余7000余万两；但嘉庆为镇压席卷半个中国的白莲教起义，所耗军需多达2亿两；道光当上皇帝没多久，西北回民将领张格尔在浩罕国支持下造反，清政府历时两年才将其镇压，耗费白银1100万两；没多久张格尔他哥玉速甫接着造反，道光一看张格尔这逼亲戚怎么这么多啊？只得与浩罕国签定合约，以免劳师远征；可惜玉速甫死后，拥有优秀造反基因的张格尔一家后人还是造了反，道光只得再次发兵征讨,一来二去又搭进去一千多万两银子。

除了西北回乱的巨额开销之外,道光年间，中国内地也是天灾频频，匪患不断。河南有捻匪，苏鲁有掖匪，四川有帼匪，湖南有瑶匪，还有什么臭匪，股匪，幅匪，枭匪，一堆新晋反贼加上小刀会、天理教、白莲教余孽等造反OG老炮，百花齐放的匪帮厂牌天天拉着官军battle，国库里的银子只有花花的流。到道光十八年（1838年）时，国库内只有500万两的结余了。

这个社会就是要搞钱！大仙的人生箴言在道光脑海中挥之不去。道光干其他的不行，论起省钱来确是千古一帝，身为皇帝天天穿补丁吃咸菜，古今找不出第二人。如今很少看到道光年的穿越文，就是大家都知道他太抠，不然被卡车碾的稀烂如愿以偿回到大清，一肚子坏水过五关斩六将宫斗得胜，还没来得及表演高处不胜寒，就发现皇上只遣人送来一块烧饼，这是那些做梦都在盼荣华富贵的穿越文妇女读者们绝不愿见到的。

道光能抠成这样，支用他的国库自然如同杀他父母。库里少了一文钱，道光又要捶胸顿足的吃一个月白米咸菜，方能显示他不忘勤政忧民的初心。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除了往自己的补服上贴几个补丁在皇帝面前蹦来蹦去以外，道光一朝的大小官员极爱就如何充实国库一事出谋献策；其中究竟是忧国忧民，还是打着自己的升迁小算盘，那就凭自个良心。

那么究竟有什么方法能充实道光光光（好好断句！）的小国库呢？清朝每年空耗国库之巨，非劳民伤财的漕运莫属。所谓漕运，就是将南方所产钱粮，通过京杭大运河运至京师，供北方王公们享用。仅此一项每年耗银不下千万。

漕运之事，自秦有之。唐代诗人皮日休写诗议杨广曰：“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大意是这位皇帝开凿大运河是好的，坏就坏在杨广贪图下江南享乐了。不过那是隋朝，造船科技低下，应付不了大海的狂风巨浪；随着造船科技的发展，海运的便利程度渐渐超过漕运。有人统计过道光年沿海沙船（一种专事沿海贸易的帆船）已有两万余艘，完全能满足漕运需求。

只是从唐朝起，漕运业逐渐形成了巨大的利益集团，大到了改朝换代都撬不动的程度。唯一的例外就是元朝，这些征服者不搞中原王朝的自有国情偏搞实用主义，来了二话不说开海运；不过元朝一跑，明朝为了显示自己中华正统的地位，立刻废海行漕，乃至“片帆不能下海”，宁可养一堆倭寇也不让人民群众从大海自谋生路，甚至弄了群知识分子天天搞海运批判，为漕运歌功颂德。

对于漕运的巨额耗费，道光皇帝不心疼是假的，怎奈漕运养活了南北数省大小官吏无数，他需要有一个施行海运的机会。终于到了道光四年，洪泽湖决口，漕河淤塞。这时有户部尚书英和上奏了：“如明岁雇募商船海运”。看到“每石只须银四钱一二分”,两眼放光的道光终于下定决心，施行第一次漕粮海运。

从道光六年（1826）正月起至六月初五止，试办海运两次共雇佣商船共1562只，运输米总计130万余石，正额“颗粒无损”，而且“不溺一人”，前后花费经费仅140万两。事后统计，海运费用“不及漕项十之三四”，道光捧着香喷喷的新米夹着咸菜，留下了幸福的眼泪（漕运极慢，只能吃到去年陈米），提升政府运行效率的同时还能大幅减少财政支出，国有事业单位改革的好处这么多！

请注意，这省下的几百万两银子并不是凭空变出来的，而是从漕运这一规模巨大的利益群体中扣出来的，夺人财路尤同杀人父母，湖南湖北江西浙江安徽江南山东直隶之漕运八省，剥浅过闸过淮屯官催借之各类费用，养肥了不知大大小小多少官员；上至漕运总督、下至伍长旗丁，各个都是鲜衣怒马海参鲍鱼，只有道光帝一个人在舍不得生暖气的寝宫里就着咸菜涨干饭。

漕运改革一进入这大海深水区，真是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这些人也顾不得什么为道光帝省银子了，漕运各省总督巡抚轮番上书逼宫。明朝的海运批判论文集又有用处啦，漕运乃是“天庾正供”、“万世之功”，元朝施行过的漕粮海运，则是“驱民于海，纳命沆漭之中，吾民何辜也！”此乃比始皇修长城更残虐的暴行！你不怕被人骂成嬴政那样的暴君吗？矮油，你道光为了省钱可以不要名声?那你也要知道漕运"赖以生活者不下亿万"，若改海运，这些水手纤夫上山为盗，则天下大乱矣！皇帝老儿你忘了李自成就是前朝搞事业单位精简被裁下来的邮递员吗？裁我漕运，不怕再冒出个张自成把你也挂到景山的老歪脖子树上去？更有甚者，为了抹黑漕运，干脆“剥船受指使多余途中以药败之”（往海运米中下药使米变质）。

只要能把本单位的工作职能提升到维稳这一最高政治层面，管中央要经费就简单得多了。道光可以不要市场经济但不敢不要社会稳定，便学着他老子嘉庆说些“殷鉴非遥，岂可重蹈覆辙”之类的话，最终还是回到劳民伤财的漕运老路上来，终其一朝未提过断绝漕运之事。那个推进槽粮海运最热心的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英和，不久后被人莫名其妙奏了一状“失察家丁”，降二品顶戴褫太子太保，被踢出了京城。

如今的人们总爱说道光迂腐怕事，甘于守成，实际上道光算是清朝历史上少有的动过大改革的皇帝，虽然这些改革的动机都是缺钱。

一个事实是，除了王朝建立初期重构秩序时带来的新气象之外，历代中央政府在运行一段时期后都会面临官僚机构膨胀到超出帝国财政负担能力的困境。另一个事实是，从唐朝永贞到北宋庆历到南宋元丰到明朝隆万再到清朝的戊戌变法，历朝历代的改革只要涉及对官僚机构的重大调整，基本会在巨大阻力下以失败收场。

皇帝最终发现，想靠精简官僚机构来改善财政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折腾民间，从老百姓手中多刮些钱上来；毕竟官僚手中有权有兵，老百姓被折腾只能咩咩叫。于是我们又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历朝历代折腾老百姓的改革，比如桑弘羊均输法，杨炎的两税法，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往往能收到不错的成效——至少能在短时间内为朝廷刮来一大笔银子；乃至于同一场改革中，折腾老百姓的政策往往执行的又快又狠，而有损官僚利益的政策总是难以执行，甚至成为整场改革失败的隐患。比如王安石变法毁于党争，张居正则是想把官僚系统和民间经济一起改，最后被利益受损的官僚们抱团掀了桌子。更极端的例子是新朝王莽，他那些美好的、均贫富的改革措施都变成了官僚权贵们向民间敛财的工具，两脚羊咩咩叫着造了反，王莽步子迈的太大扯掉蛋。

道光的情况又与前朝不同。为了与昏庸无道的前朝划清界限，英明但不懂经济学的圣祖康熙爷曾下过“永不加赋”的大训，这就把清朝从中央层面割韭菜的空间压缩了许多。所以面对漕运耗费的千万两白银，道光没有其他增收的办法，只能想着省钱。

漕运改革不了，道光的脑子里的省钱小雷达又开始嗡嗡转了。但他知道搞改革都是得罪人，所以朕不说，你们说。果不其然不久后就来了青年头铁干部陶澍，鼓动道光打起了另一个税银流失大户——盐务的主意。

我们都知道，垄断导致腐败，绝对的垄断导致绝对的腐败。能把垄断的买卖做亏损的，除了我们熟知的两桶油之外真的不多，还有的话清代盐政算一个。我国自古施行盐业国营，到清朝后期，两淮盐业积弊至深，完全已经是入不敷出。至道光十年，堂堂国营盐务竟然欠下课银4000余万辆，已经是非改不可的地步。同年户部尚书王鼎奏请两淮盐务归两江总督管辖，调改革派核心人物陶澍任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

两淮盐课，以淮南为重，淮南产出是淮北的五倍有余。淮南是哪？文正公曹振镛的老家。

清朝皇帝，能力先不论，勤政确实无可指摘，天不亮就在勤政亲贤上早朝，天黑了还在芳碧丛批折子，终日不离板凳，向来是痔疮高发人群。好在道光身边有天降舔狗曹振镛，此公以一句“为官之道多磕头少说话”留名千古。曹公似乎看出了皇帝的难言之隐，建议道光看奏折时少抠屁眼多抠字眼，大学士一个字写歪了就从翰林院滚蛋，地方官出点小问题上奏就丢官，搞的满朝文武提心吊胆憋着不上奏，有奏也是只报成绩不报问题，折子自然就少多了。这种欺上瞒下的作风最终在鸦片战争期间大放异彩，催生出了奕山这样杰出的青年历史发明家，及“洪杨难作(太平天国造反)，互相隐讳，莫敢上闻。至于屡陷名城，始为奏达，皆曹振镛隐蔽之罪酿成之。”这些都为后话不表。

曹振镛靠着自己对主子心思的揣摩历经三朝不倒，深得道光欢心，死后得到了无数文人梦寐以求的至高谥号“文正”，成为能和曾国藩并列的清朝八文正之一（要知道李鸿章也才是个文忠），可见道光识人也不怎么地。

曹文正公祖上靠贩盐起家，等到他当了首席军机大臣赏代双眼花翎，家族当然也是鸡犬升天，垄断了淮南盐业。陶澍要改革盐务，道光帝点头都不算，曹宰相点头才有分量。论辈分陶澍是曹振镛的学生，陶澍只有硬着头皮写信给自己的老师曹振镛寻求支持。

曹振镛多精明的人啊，盐业改革虽然是你们提的点子，但肯定道光的意思，所以嘴上答应的勤快极了，你问我支持不支持，我当然说支持，我就明确告诉你这一点；只是盐务事关重大，要是将来改革上出了偏差，你陶澍可是要负泽的!陶澍也没有办法，请先在产出少油水少的淮北盐田试行。

道光十二年，陶澍在淮北首先实行市场化改革（具体措施略过不表），不但做到年清盐款，而且当年还可以补贴淮南课银67万两。陶澍振奋无比，决定趁热把改革推进到淮南；结果道光那马上就收到折子了，地方官报称盐业改革造成大量失业，光仪征一县就“四五千人哀求乞命，哭声满路，市铺关歇，货物不通”，又称“生计全无,死亡立见”，一副二十世纪初的大下岗时的沈阳铁西区景象。

我们知道光年间天下不太平，光数得出名字的新晋匪帮厂牌就十来个，被民变弄的心力疲惫的道光自然不愿意大量盐业人员失业，所以还是稳定压倒一切，下诏“断不可稍滋流弊，以致激成事端”，生是国企人死是国企鬼。

陶铁头公（这个谥号是我给他封的）竟然还不死心，继续在曹振镛的老地盘淮南盐场上折腾，却发现政策不出总督府，倒是北京那边打他小报告的奏折“奏牍盈尺”，直到死在任上，也没把改革之手推进淮南。

陶澍一死，盐业改革也就不了了之。主张改革盐务的户部尚书王鼎，不久后被人莫名其妙奏了本“失察下属”，贬官轰出了京城；这老哥后来又后来莫名其妙被人吊死在圆明园，成为晚清一大悬案。

道光这个郁闷啊，本以为能从漕运和盐务这两个柿子里捏出些油水，结果左手一捏发现这他妈不是柿子是自己的右睾丸，右手一捏发现是自己的左睾丸，两个蛋蛋还在裆底下不停吵着咱哥俩为大清卖过命，捏碎了我们也没有你道光好看！我大清也没有第三个像样的睾丸可捏了，道光能怎么办？

淌不过改革的地雷阵，国库还是缺钱；省钱小雷达只能再度嗡嗡转。终于转到了道光十九年（1838年），一本新的省钱攻略又摆在了他面前——这一次，就是鸿胪寺卿黄爵滋那本大名鼎鼎要求严禁鸦片的《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看到鸦片贸易“岁漏银二千余万两”这几个字，道光的眼睛又开始放光了。尔等大清官吏看着，我泱泱上国治不了你们还能治不了洋人？这一次，道光确信自己捏到一颗能攥出钱的软柿子了。（待续）

注：本文不是论文，因此凡引用古籍，具不标出处，有需求的老哥烦请自己去找。